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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，张太皇太后崩；“三杨”中的杨荣已先卒，杨士奇则因其子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，只有杨溥在朝年老势孤。王振无所顾忌，越发飞扬跋扈起来。自此，明仁宗、宣宗开创的宽厚仁爱、繁荣昌盛的中兴局面刚刚露出曙光，便转入到黑暗的宦官专权时代。
    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曾置铁牌于宫门，高约三尺，上铸：“内官不得干预朝政，预者斩”。王振此时命人摘去铁牌。随后，他在京城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豪华的宅第，并于宅东“建智化寺，穷极土木。”智化门前竖立“敕赐智化禅寺之记”和“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”两碑，碑文称：“悉捐已资，僦工市材，建兹宝刹。”“寺之建也，殿、堂、门、庑，各以序为，与夫幡幢、法具、庖（福）、廪庾之类，靡或不备。规制弘敞，像设尊严，涂暨坚完，采绘鲜丽。”王振自己出资建立的智化寺，殿堂高大，装饰豪华，佛像及各种法器一应俱全。智化寺的建筑时间“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，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”，竟然只用了不到两个月。建成后，王振报告给英宗，英宗于是赐名“智化禅寺”。目前山门上汉白玉横匾“敕赐智化寺”仍存，“敕赐”意为皇帝御赐的寺名，所谓“智化”就是以佛的智慧普度众生。

    智化寺的建筑时间之短，成为智化寺的一个谜团。清代的《天咫偶闻》就认为智化寺是王振舍宅而建，黄云眉《明史考证》也持同样的看法。近代的朱启钤（字桂莘，1871——1964）先生颇疑振改旧第为寺，借建寺之名，另营新宅，记中所云，乃故弄虚玄，为避免言官弹举耳。
然而《明书》曰：“振族党并诛，第宅没官，改京卫武学”。由于智化寺之西就是武学胡同，如果此记载可靠，那么智化寺近旁的宅第就一直在使用。换言之，即王振舍宅建寺的可能性就很少了，至多只是舍一部分宅第。
    对于短期内建成的智化寺，著名的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给出的解释是，怀疑碑文所记开工、竣工年月，未必与事实符合。
    其实，从王振本传“作大第皇城东，建智化寺，穷极土木”的行文记载推测，他建宅第、建寺院应该是统一规划。寺院早已规划完毕，而且宅第竣工后接着修建寺院，建筑材料也应该早已准备充足。因此修建寺院的过程只是纯粹的施工过程，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。而且，王振当时是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修建寺院所需的人员、材料自会源源不断，绰绰有余。修建智化寺的具体情形，史籍付之阙如。不过，王振还修建过其他的寺院，可借此进行推断：“初，王振佞佛，请帝岁一度僧。其所修大兴隆寺，日役万人，糜帑数十万，闳丽冠京都”。（《明史》卷164《单宇传》）王振修建大兴隆寺之时，就“日役万人”，对于自己的家庙自然会更加不遗余力，施工的速度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。